今天中国草学会“农业伦理学研究会”成立了。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大事件。我作为农业科学领域的一个老兵，对大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我开始《农业生态系统》的教学研究工作，总共近40年。其中前20年，我一直认为农业生态系统科学就是农业的哲学。农业生态系统科学探讨了农业的结构、功能、生存条件、运行规律和内外关联。农业生态系统能计量农业生产中的物质流程和通量，能查明其漏卮，优化其结构，这应该就是对农业科学认知的终极。

但我逐渐产生困惑，而且困惑越来越多。为什么在我们大国崛起的大好形势下，却出现了举国为之忧虑的“三农问题”？为什么我们几十年来从未停止过的多种方式的支农活动，却不见城乡差距的明显淡化，反而不时表现得更加突出？为什么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制度，对棉花和粮食的政策杠杆一个接一个断裂，而油料作物早已“不存在”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生产成本比进口产品到岸价还高？为什么我们倾全力维护的18亿亩耕地红线以内的农民收入微薄，甚至赔钱，青壮劳动力冒险冲破“盲流”的藩篱而纷纷离开农村？我国农村留下以千万计缺少父母和社会关怀的“留守儿童”，将给社会留下多少隐患？更为致命的是，为什么我们的立国之本，水土资源，日渐耗损甚至某些地区被毒化？问题成堆，要从根源上回答其内涵的“对”与“错”，“善”与“恶”的拷问，就要求助于农业伦理学。

伦理学最浅白的解释如休谟所说，伦理学“讨论人的举止行为的对与错”，即“人性科学”，他甚至更简化到伦理原则只是日常感受到的“某种快乐或不快乐”。这个最本初的人类社会关系的思维范畴，在农业这一特定领域，需要建立适应时代的农业伦理学，这是历史为我们提出的命题，无可回避。上述那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们问责其社会根源，客观地说，这不能简单归咎于某届政府和某些政策的得失。农业顽疾的症结何在？请容我冒昧地说，在于我们全社会的农业伦理观的严重缺失。

我们据以自豪的古老的“农耕文明”尽到了它的历史责任，它曾经呵护我们度过跌宕起伏的千年岁月，铸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但农业社会是历史轨迹上的一个位点，远在社会工业化以前发生的“农耕文明”，它不可能、也不应该为它的子孙后代留下后工业化时代的农业伦理观。原来我们颇为自诩的农业古国，有丰富的正、反两面的伦理学素材，但我们躺在“农耕文明”的摇篮里，没有长大，没有把这些伦理学素材提升为农业伦理观的高度。当医学伦理学、工程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等学科早已出现在我国有关专业教学计划的时候，看看我们全国的农业院校，却没有一家开设农业伦理学这门课程。农业伦理学竟不在我国农业精英群体视野之内！更谈不到全国上下对农业伦理观的觉醒了。作为国家高层农业科技人员，在责怪别人以前，我们应该首先深刻自责！

中国在农耕社会中构建了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农耕文明”和皇权政治相结合，以其独具特色的稳定性和包容性，形成“中华文化”的主流。但受时代局限，它所包容的组分过分简单，它的构建过分扁平。“农耕文明”的伦理学容量（Ethical Capacity）小而又小！对于国内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来说，已经有些削足适履，很难自圆其说了。如今我们走出国门，进入后工业化世界，更是望洋兴叹，莫知所从。

我们中华民族要立足世界，必须跨越现代农业伦理观这道障隔。我们带着“农耕文明”伦理观从小农经济走来，不自觉地经历了两次农业结构大变革。第一次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历时约30年，将小农经济变革为大型计划经济。这次农业变革带来怎样灾难性后果，大家还记忆犹新，不必细说。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将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作为对加入WTO的回应，中国农业从封闭到融入世界。我们在这次变革中收获丰厚，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这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种种困惑。以上两次农业结构大变革都是不期而遇，缺乏伦理观的自觉应对，教训深刻。现在我们已经被倒逼着，面临第三次农业结构的大变革。有了以上两次的教训，我们的农业伦理观的自觉性已经萌动。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在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山东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华医学会等友好单位的大力襄助下，于2014年尝试开设了《中国伦理学》课程。现在我们又在中国草学会下筹建了“农业伦理学研究会”。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农业伦理学研究会”为什么设在“中国草学会”之下？“中国草学会”是“中国草业学会”的简称，而草业就是“草地农业”。“草地农业” 是现代农业系统的中国版，现代农业是从原始的“草地农业”的“人居-草地-畜群放牧系统单元”演化而来，这是本初的人类农业社会结构。后来从其中的“草地”中分出部分土地用于耕作，于是衍发了以西欧模式为原型的现代农业。今天我们到西欧农村走走，不难看出这个本初农业社会的影子。为了区别于我国传统的“耕地农业”，我们提出与之相对应的“草地农业”。至于为什么“耕地农业”通行中华大地数千年，请参阅有关文献，这里不再赘述。我们必须明确，从“原始草地农业”到“现代草地农业”，是个草地农业系统的跨世纪大回归。农业伦理学研究会附属于中国草学会，是顺理成章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迎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伟命题。这就需要与这个宏伟命题相适应的宏大的农业伦理观。前面我们说“农耕文明”的伦理观过分扁平，伦理学容量太小，如何使它厚重高大，实现巨大扩容？我们现在还难以做出具体回答。最近见到陈剑平牵头的24位院士提出的 “关于推进现代农业综合体建设与示范的建议”。建议说：“打造科学安全的生产管理、扁平高效的生产流通、全程追溯的监测检测三大体系。实现‘市民餐桌安全、农民创富增收、农业转型升级、美丽乡村与生态安全’四者共赢”。这“三大体系”、“四者共赢”，涉及农业的生产、加工、流通、管理、检验、监测和市场机制等众多领域。它几乎囊括了绝大部分现代社会系统中的众多亚系统。其中含有扩大社会伦理学容量的必要素材。这个“现代农业综合体”几乎就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缩影。我们不妨以此为例，预见它将对我们古老的“农耕文明”的伦理学容量带来飞跃式扩容。它所衍生的容量巨大的、新型农业伦理学已经曙光在望。

我们今天召开的“农业伦理学研究会成立大会”，表示了我们这一代农业工作者即将投身这场旷古未有的，中国从耕地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跃迁（Transition）巨变之中，而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它伴生的新型农业伦理学，必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一翼。我们的新型农业伦理学为即将到来的现代农业和现代中华文化保驾护航。我们承担这了个艰巨的历史重任，千载难逢，何其荣幸！让我们信心百倍地，迈着坚毅的步伐，走向这个容量巨大的农业伦理学大厦！

最后请允许我对会议做出贡献的中国草学会表示衷心感谢！对承办这次会议的南京农业大学、兰州大学表示衷心感谢！

祝所有到会同仁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任继周

2017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