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西路768号，这是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和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科研和办公楼——碧野楼的所在地。 
　　碧草原野，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是去年兰大百年校庆期间取的，它表达的更多的是人们的希望和期冀，因为和这个名字有直接联系的似乎是目前由于装修而罩住了整个楼体的绿色防护网，这栋楼本来的颜色的是极具西北特色的浅黄色。 
　　然而，正是这栋和周围新建的宾馆饭店相比有些破旧的小楼，见证了中国草业科学界仅有的两名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诞生，见证了中国首个牧草学“973计划”项目的启动…… 
　　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南志标教授就是从这栋楼里走出的2位院士之一。从1981年到这里开始工作起，除了外出，每天他总是会准时到这里上班。 
　　于是，在叮叮咚咚的“装修奏鸣曲”中，南志标院士讲述了他那赤子般的草业之恋。

“7月份那里都下着雪，真的是无日不冬”

1951年，南志标出生在河北省曲阳县的一个普通农家，父亲母亲都是北京一个单位的工人。6岁时，他离开抚养他的爷爷奶奶，离开半山半坡、贫穷但留给他许多美好记忆的家乡，来到北京和父母亲团聚，并开始了学生生活。北京是他度过童年和青少年、系统受到小学和初中两年教育的地方。 
　　1964年，南志标考取了面向社会招生不久的北京市育英中学。育英中学是一所有光荣传统的高干子弟寄宿学校，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一路跋涉，从延安迁到北京，里面有很多国家领导人和将军的孩子。和班上的同学相比，虽然吃的穿的不在一个档次，但有一点让南志标觉得特别自豪，就是他的学习成绩好,“碰到不会的题他们总会问我，他们从来不敢小看我。”正是在和周围同学的相处中，南志标年少的心里第一次刻下了“只有干好业务才能站得住脚”的印记。 
　　在和南志标接触不多的人看来，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家，严谨到了近乎严肃和不苟言笑的地步。然而，人们却忽略了他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正是那种长大了“要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当艺术家”的教育灌输，让他离开北京和草原结缘。 
　　有一次，他在参观解放军总后勤部举办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展览时，看到了甘肃山丹军马场的一副照片，“照片上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一轮红日正在冉冉升起，很多穿着绿军装、牵着骏马的战士们面向朝阳，手里还拿着毛主席语录！”这幅景象，南志标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时，对生活的复杂和人生的艰辛没有太多的理解，就觉得这样的景象特别美，脑子里考虑更多的是浪漫！”加上他之前在电影《青年一代》中所看到的地质勘探队员工作的情形和接触到的一些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宣传，南志标对美丽的大自然和野外工作有了一种深深地向往。 
　　1969年，仅上了两年初中就算毕业，又参加了两年轰轰烈烈 “文化大革命”的南志标，正赶上了改变了千万青年命运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势所趋，南志标当时就想去山丹军马场，起初父亲不同意，但禁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和他发动起来的一些同学的帮腔造势，1969年2月28日，南志标离开北京，满怀憧憬和浪漫，踏上了奔赴大西北-甘肃山丹军马场的路。 
　　“来到山丹军马场后，看到的景象完全不是我在那副照片中看到的那样，满眼都是黄色，冬天的草原是黄色，工人和家属住的土坯房是黄色，连工人的穿着也是黄色的军装，没有一点绿色，没有一点浪漫。”南志标笑着说。 
　　“当时心里就斗争得特别激烈，因为我们那一批算得上是试用，如果不愿意留下，还可以回北京。但年少气盛的我一想，来的时候父亲不同意，现在回去岂不是让父亲笑话吗，既然别人能呆，我为什么就不能呆呢？”年轻人的要强和叛逆让他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山丹军马二场的草原队，从此和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干就是40年。 
　　分到草原队，南志标当时还不知道草原队是干什么的，后来听别人说，草原队是搞科研、改良草原的。科研两个字在南志标的脑海中原本是和白大褂、试剂瓶联系在一起的，而眼前他却不得不像当地的工人一样，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在海拔3000多米的祁连山脚下开着拖拉机翻地种草。 
　　“我们每年4月份带着帐篷出去，住在祁连山脚下，开着拖拉机改良退化的草原，10月份才回到家里。由于海拔高，7月份那里都下着雪，真的是无日不冬。有时，我们劳动完就住在藏民的帐篷里，睡觉铺的盖的都是羊皮，吃羊肉的时侯吃着吃着羊油就凝固在嘴边形成了白圈。”也许是年轻的缘故，当时的南志标并不觉得苦。而“看着亲手种出来的草长得一望无际、像小麦田一样”，南志标反倒觉得“工作还是很有趣的，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冬去春来，日复一日。一晃，南志标在甘肃山丹军马场工作了近4年。聪明好学的他成了带着徒弟、独立当班的拖拉机手，并能把拖拉机的发动机零件全拆下，然后一个不错的装上，成为了一个称职的拖拉机手。由于工作出色，刚刚20岁的他被批准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被任先生的风度吸引住了”

1972年，甘肃农业大学来山丹军马场做教育改革调查，马场的领导和校方达成协议，由他们推荐3人到甘肃农大进修，作为代培生不纳入国家招生之列。上学的指标分到山丹军马二场草原队后，南志标幸运地得到了推荐。就这样他从一个拖拉机手走进了大学的课堂，成为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的第二届工农兵大学生。 
　　“进入甘肃农大读书，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南志标说。但刚走进大学那会儿，已经在草原上习惯了“大老粗、直脾气”的南志标显然比其他同学要另类一些。当时，大学里盛传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的调子。有一次，草原系办公室主任对同学们说，工农兵大学生不能背着麻袋装知识，要多参加劳动，老师不对的要批判。 
　　“主任说要批判背着麻袋装知识，我听了就不顺耳，这个固然要批判，但是学生就是来学习的嘛，不跟着老师学习知识，那还上大学干什么，我觉得上大学首先就应该把学习搞好。”南志标当时就给那位主任顶了回去。 
　　由于是工农兵大学生，大家的底子都好不到哪里去，学校就先给他们补习数理化以及英语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对于没有上过高中的南志标来说，这些知识都显得很新鲜。但当他接触到一些专业基础课的时候，由于当时是非常时期，老师背负很大压力，生怕犯错误，受批判，课自然讲得不生动。南志标“当时听了就觉得学这个特没劲，还不如回山丹军马场工作呢”。 
　　正当南志标考虑着“退学了如何向组织交代”时，对他“人生和学术影响都比较大”的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任继周院士。说到任继周，南志标当时也不是没有听过。早在草原队开拖拉机的时候，就听他们毕业于甘肃农大的队长说过，农大草原系有个“红色专家”叫任继周。 
　　“当时，任继周先生是草原系的系主任，名气没有现在这么大。他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专业导论吧，给我们讲了草原学是干什么的、学它有什么用！”南志标说，“当时，我一下就被任先生的风度吸引住了，他的课讲的生动有趣，使你强烈感到草原学背后的深厚文化底蕴，觉得这个专业挺有学问，而且即便在当时，任先生也非常注重仪表，不像我们穿的邋里邋遢，我就想搞草原的还有这么好的老师啊！” 
　　在任继周的影响下，南志标打消了退学的念头，对草原专业的学习兴趣不断浓厚，还当上了班里的学习委员。这样他和老师接触就比较多，慢慢地也和时任系主任的任继周比较熟了。在他们毕业那年，任继周先生还带着他们到海拔很高的天祝草原站去实习，“当时，任先生的身体不太好，带着我们走一段休息一段，我们随身带着小马扎，休息的时候他坐在小马扎上，我们围着他坐在地上，感觉就像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一样！” 
　　1974年底，南志标大学毕业了。由于是代培生，他只能回到原来的单位。临走前，他去向任先生道别。先生在勉励他充分利用山丹军马场优良的实践条件做好工作的同时，给他提了三条要求：第一要学习哲学，因为哲学是指导人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第二要学习英语，掌握了外语就好像走路比别人多了一条腿；第三要很好的利用时间，不要浪费光阴。 
　　“任先生讲的三条我至今还受益匪浅。”南志标说。大学毕业回到山丹军马场后，南志标开始担任草原技术员，从事野生牧草驯化、选育、种子生产、草地改良等工作。工作之余，他按照任先生的要求看了一些哲学方面的书。在这期间，他还把他们在马场种草的经验进行了梳理总结，在有关杂志上发表了几篇科研论文，代表单位参加全国牧草学术会议并作了大会发言。

“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就回来了”

军马场做技术员的实践，使南志标对草业系统的复杂和改良退化草地的艰巨有了深刻的理解，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另一方面， “人年龄慢慢大了，考虑的问题也多了，不想在马场呆下去了！” 他联系了某省的畜牧研究所，想专心致志的做科研。但军马场认为，工作无人顶替，不能调离。就在南志标进退两难的时候，他收到了任继周写给他的信。信里任先生说，他快要招研究生了，希望南志标提前复习，准备考研究生。这让南志标找到了一个光明正大离开马场的理由，于是他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功课。 
　　“那时候我差不多天天早晨四点多起来看书，看到快七点然后和拖拉机手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七八点收工后，再看书到12点，一天就睡四五个小时的觉。”南志标说。 
　　最让南志标头疼的是英语，他的英语差不多还是初中的基础，虽然在甘肃农大又学了些英语，但回到山丹军马场后由于没有学英语的环境，他的英语水平其实没有多少长进。现在自学，有些根本看不懂。所幸天无绝人之路，他探家时，“正好任继周先生在北京开会，就让他的助手定期给我辅导英语，后来我把甘肃农业大学编的一本英语教材全背了下来。” 
　　1978年南志标参加了硕士研究生考试，成绩出来后，他草原学89分，家畜饲养学93分，政治67分，英语28分。正当他担心英语太低考不上的时候，“后来通知说英语出题太难，只要达到25分就及格。”一场虚惊后，南志标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 
　　为了加强这批天之骄子的基础，任继周把他们送到当时的兰大生物系上了一年基础课。读研期间，任先生请来国外的专家给他们做草业研究前沿的报告，并亲自用英语给他们上专业课。三年的刻苦学习，南志标觉得“自己在英语方面、理论方面、实验技能方面提高了很多”。
　　1981年，南志标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任继周先生刚刚创建的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工作，之后就再没有离开过任继周，再没有离开过这个年轻而充满朝气的学术集体。1984年，受农业部推荐和全国青联的派遣，南志标赴新西兰梅西大学种子技术中心和国家科工部植病所学习一年。友好的态度、勤奋的工作和出色的成绩，使他赢得了新西兰同事和老师的赞赏和尊重。在南志标1985年按期回国后，新西兰朋友们积极为他争取奖学金，争取再次来新深造。苍天不负有心人，1986年南志标拿到了新西兰政府的奖学金，赴新西兰梅西大学和新西兰国家科工部植病所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新西兰国家科工部植病所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期间，他的妻子也争取到奖学金在梅西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梅西大学与西方大多国家的大学一样采取的是弹性学制，博士的学习期限为3到6年，硕士为2到4年。他们夫妇由于勤奋读书，分别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学业。 
　　1989年底，南志标和爱人分别拿到博士和硕士学位。“当时我爱人成绩都是A,她的导师说可以继续提供奖学金让她读博士学位，我也得到了一个博士后的岗位。我就写信征求任先生的意见，任先生回信说国家需要你们，你们还是回来吧。我们也没想那么多，既然任先生说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就回来了。” 
　　收到任先生的回信，南志标和爱人就着手回国的事情，他们把家具、汽车都卖了，回国的费用还是他们自己掏的，唯一托运回来的是南志标搜集的200多公斤重的资料。 
　　“回来之后啥都没有，还是出国前领的那个办公桌和那把椅子，只有四间空房是我的实验室。”生活上，南志标也很不容易。他爱人出国时，他们的女儿才四个月大，就把女儿放在了南志标父母那里照看，回来的时候女儿都不认识父母，“女儿第一次见我喊我叔叔，我当时心很不好受。”为了照顾女儿，南志标不得不把父母接到兰州，一家五口人挤在两间小房子里。短短的几个月，南志标的体重一下掉了10斤。 
　　“当时，研究所也很困难，任先生把自己2000元咨询费给了我做科研启动费！”。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和集体的支持，南志标白手起家，一步步建立起来自己的科研团队，根据国家需求和学科的发展需要，先后主攻牧草病理学与牧草种子学的研究、高山草原优良豆科牧草选育、禾草内生真菌及退化草地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研究，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了草业学科的发展。

“我很感谢我们这个团队”

2002年，在甘肃省、教育部和农业部等支持下，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整体并入兰州大学，并在保持原有建制的基础上，成立了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成为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中首家草业学院，2002年迄今，南志标任院长，任继周是名誉院长。 
　　依托兰大雄厚的综合性优势和广纳贤才的科研平台，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办成了原来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近年来进步神速：2007年，由南志标担任首席科学家的中国首个牧草学973计划项目——“中国西部牧草、乡土草遗传及选育的基础研究”启动；2008年，由南志标、任继周领衔申报的“中国北方草地退化与恢复机制及其健康评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09年，由南志标指导的2007届研究生李彦忠的学位论文“沙打旺黄矮根腐病的研究”成为我国草业科学的第一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南志标被国家外国专家局授予“国家引进国外智力贡献奖”荣誉称号；2009年，由任继周、南志标等主持完成的“草业科学学科设计与人才培养体系建设”获得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这也是目前为止我国草业学界唯一的一项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2009年，据科技部中国科学信息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统计，由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主办的《草业学报》和《草业科学》影响因子继续保持在畜牧、兽医科学类期刊中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 
　　作为院长，南志标对学院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一年365天基本上没有休息，除了做好自己的科研项目和指导学生外，他不是去建在乡下的实验站，就是飞赴国内、外洽谈合作，寻找机会，有时春节都不在家过。而提及这些，他却反复强调了两个字——团队。 
　　“我曾不止一次的对任先生说，我从心底里感谢这个团队，没有团队的支持我是做不出这么多事情的。”南志标说，“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大家集中起来就可以做大事。我们在学院的发展中提倡发扬国家‘两弹一星’精神，听着好像很空洞很大，但这确是学院这两年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实际上没有像‘杰青’、‘长江学者’这样叫得响的人物，可是所有不太有名气的人集合到一起，共同向着一个目标努力，就可以取得大的成绩，所以集体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对于条件比较艰苦的西部来说，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项十分费力的工作。对前些年吸引人才遇到的困难，南志标深有体会，从1985年起任继周先生就规定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只进硕士以上学历的，可是当时博士很难招，招进来的都是硕士。“北京的科研教学单位挑博士，我们这里只能挑硕士，有个博士来了都很高兴，顾不上挑就得要。”南志标感慨地说。而现在，包括留校和吸引来的人才，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每年都要留下3-4名博士，“现在我们也可以挑博士了。”水涨船高，人多了自然就有优秀的人才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和发展这个很好的团队和梯队。” 
　　任继周曾对兰大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提出“效率、效益、开放、开拓”的理念，这一理念深深影响了团队的建设。南志标介绍说，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的政策是，对于想出国深造的人，一律给予支持，并尽量送更多的人出国深造，一方面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另一方面通过个人与国内外建立的学术联系送年轻老师出国学习，“现在全院专任教师共有45人，在国外呆过一年以上的就有26人，能熟练双语教学的至少有10人。”

“责任在我心中很重要”

2009年，南志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此前，作为我国现代草业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任继周先生1995年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作为任继周的学生，南志标当选院士使得师徒二人成为全国草业学科领域仅有的两位院士。 
　　讲述中，南志标多次提到责任二字。“人首先要负责任，有了家庭，你就要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能为了事业而不管家庭；从事科研工作，你就要承担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责任，对自己从事的领域，你就要尽力做到最好；作为老师，你就要认认真真的教书育人，无愧于教师的称号和学生、家长的信任与托付；作为院长，我也有责任把我们这个院带好，责任在我心中很重要。” 
　　国外留学期间，在南志标的脑海里就有比较强烈的责任感。在当时特殊的时期，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找借口不回来，“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国家建设好，国家送我们出去留学，大家都不回去了，国家谁来建设，这不是个大道理，当时我就这么想。”南志标说。 
　　责任，体现在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上。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在甘肃庆阳、景泰、临泽等地都建立了试验站，为南志标和同事们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他经常对自己的学生和学院的年轻老师讲“草业科学是应用学科，最终的目的是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做我们这行的，就要深入试验研究基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只坐在办公室里读书，永远读不出一个出色的科学家，永远不可能有新的发现和大的创新。” 
　　责任，也体现在他对国家现行科研体制的一些担忧中，“现在我们国家很多学术上做得好的，30来岁就当了硕导、博导，就带学生了，充分显示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兴旺发达，但有人自己就不深入实际，不做实验了。不深入实际，尽管自己有好的主意，可是，让学生观察和你自己观察肯定不一样。科学史上的许多例子告诉我们，很多新的现象，没有经验是观察不到的，就像苹果落地一样，只有牛顿才从中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年轻人的提拔是应该的，但也应该有一种机制，保证他们不仅要指导别人工作，而且自身也要深入第一线继续做工作！” 
　　责任，还体现在他在学术传承中的勇于担当。“任继周先生现在已是86岁高龄了，任先生说自己的工作让我逐渐接过来，我也觉得是应该的。因为很多时候麻烦任先生出面，我的感觉就好比是一个家庭里面，子女们没有成长起来，父母老了，还得让父母出来顶门立户，这是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当了院士之后，草业学界对我也有很大的希望，很多人都对我说，你现在不仅是兰大的院士，而且是全国的院士，希望我能做些事情，我也觉得有责任推动中国草业科学向前发展。”这种责任感，让本来就忙得不可开交的南志标更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我不喜欢挂名不做事，对于专业之外的活动，我一般不参加，对于专业领域外的事，我也不喜欢做什么评论，因为你并不是什么都懂。但是，只要是草业领域的事情，我就要努力地去做，积极地争取。” 
　　和草打交道40年，草原和草业如今已经成了南志标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学看画展，看完画展有同学提议每人选一张自己最喜欢的画，当时他不假思索就选了一张描写草原风光的画。“现在听一些歌，自己虽然不太懂也不会唱，可是听到歌唱青藏高原和内蒙古草原的歌，心里感觉就比较舒服。”南志标甚至建议，应该像创作《石油工人之歌》一样创作一首《草原工作者之歌》。 
　　“广袤草原绿如海，牛羊群群骏马来，匠心苦，新生态，神州处处多风采。”30年前，开国上将张爱萍用他那军旅诗人特有的才思为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写下了这首洋溢着豪迈之情的诗歌。30年间，为了诗中“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在干旱的黄土高原，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沙化严重的内蒙古大草原，南志标院士和他的同事们以及同行们披荆斩棘、勇攀高峰，他们就像构成我国四亿公顷草地的一棵棵小草一样，虽然“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但为世界留下了一道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绿色美景。（本报记者王兴东 学通社记者王建）
　　（《兰州大学报》2010年第5期第1、2版）